林舒没说话。

    “我放学回来的时候，她不在家。灶台上放着切了一半的柠檬，锅里的排骨已经焯好水了，沥干放在盘子里。围裙搭在椅背上，还是热的。”

    “她——”

    “程岳接走了她。”他说，“那天下午，程岳的人来家里，把她接走了。她走的时候没带任何东西。衣服、照片、我——都没带。”

    厨房的灯是暖白色的，照在他脸上，照出他睫毛投下的阴影。他的声音很平，像是在说一个别人的故事。

    “后来我考上警校，申请调到经侦，接手程岳的案子。我用了三年时间，找到了所有证据，包括后备箱里那份账本。还有这张照片。”

    他抬起头，看着她。

    “我把这张照片放在书桌上，是因为每次看到它，我就会想起那天早上她从厨房里回头的那个瞬间。那个瞬间提醒我，我为什么要做这一切。”

    “那为什么收起来？”她问。

    他看着她。灯光落在他眼睛里，那里面没有仇恨，没有愤怒，只有一种很深的、很安静的什么。

    “因为你搬进来了。”他说，“我不用再靠一张照片提醒自己为什么活着了。”

    林舒站在那里，眼泪无声地流下来。她没擦，任由它们流。她走过去，把相框从他手里拿过来，走进客厅，放在电视柜旁边——那个位置，进门就能看到，坐在沙发上也能看到。

    “放这里。”她说。

    “林舒——”

    “你mama做的糖醋排骨，”她转过身看着他，“一定很好吃。”

    他站在厨房门口，看着她。客厅的灯还没装好，只有厨房的光涌出来，照在她身上。她穿着搬家时的那件深灰色毛衣，头发用一根铅笔随意地绾在脑后，几缕碎发散在脖子上。她的眼睛红着，脸上还有泪痕。

    “以后每年夏天，”她说，“我做糖醋排骨的时候，多放一双筷子。”

    他走过来，把她拉进怀里。很用力，像是要把她揉进骨头里。她的脸埋在他胸口，听到他的心跳——很快，很重，像有什么东西在里面撞击。

    但他没哭。他只是抱着她，很久很久。

    那天晚上，他们在新床上做了爱。

    床是新的，一米八，实木框架，弹簧床垫硬得恰到好处。床单是新买的，深灰色，纯棉，洗过一次，带着洗衣液残留的清香。枕头有两个，并排摆着，他的那边稍微高一点，她的那边稍微软一点。

    做完之后，她侧躺着，他从后面贴上来，手臂环着她的腰。梧桐树的枝桠伸到窗户外边，月光透过树枝照进来，在床单上投下细碎的影子。风一吹，影子就晃。

    “江洲。”

    “嗯？”

    “你第一次见我，真的是在警局吗？”

    他的手臂收紧了一点。

    “不是。”他说。

    “那是哪里？”

    他没说话。他的呼吸贴着她的后颈，温热的，均匀的。她以为他睡着了。

    “是在医院。”他忽然说。

    她转过身，面对着他。月光照在他脸上，他的眼睛睁着，看着天花板。

    “什么医院？”

    “妇产医院。”他说，“三年前的冬天。我去看我师姐，她刚生完孩子。我在走廊里等你——不是等你，是路过。你坐在走廊尽头的长椅上，穿着那件黑色的大衣。你在哭。”

    她的呼吸停了。

    “你哭得很轻，”他说，“没有声音，只有眼泪。你用手背擦了一下，没擦干净，又擦了一下。我从你面前走过去，又走回来。我口袋里有一包纸巾，我想递给你，但我不敢。”

    “为什么不敢？”

    “因为你是程岳的妻子。”他说，“那时候程岳的案子还没落到我手里，但我已经在查他了。我知道你是谁。我知道你嫁给了谁。”

    他转过头，看着她。

    “那天晚上我回去，在笔记本上写了一行字。”

    “什么字？”

    “她的眼泪是黑色的。”

    她看着他。月光在他眼睛里碎成一片。

    “后来我在警局见到你，”他说，“你坐在我对面，手臂上有淤青，指甲掐进rou里。你的手指上有柠檬的味道。我坐在桌子后面看着你，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——我要把她从那个黑色的眼泪里拉出来。”

    她伸手摸他的脸。他的脸颊是湿的。

    “你哭了。”她说。

    “没有。”

    “你在哭。”

    “我没有——”

    她把他的脸捧过来，额头抵着额头。他的眼泪从眼角滑下来，滑过她的手指，流进她的掌心。

    “江洲。”她说，“那行字还在吗？”

    “在。”

    “写在哪里？”

    “笔记本的最后一页。”他说，“那个笔记本在我的书桌抽屉里。你要是想看——”

    “我不看。”她说，“那是你的。”

    他把她重新拉进怀里。这一次他的脸埋在她颈窝里，她能感觉到他的睫毛扫过她的皮肤，能感觉到他呼吸的温度。

    “林舒。”

    “嗯？”

    “谢谢你住进来。”

    “谢谢你背我上来。”

    他笑了。那个笑声闷在她颈窝里，震得她发痒。

    后来他们就这样睡着了。月光照在床单上，梧桐树的影子晃了一整夜。

    十二月的第一个星期五，江洲下班回来的时候，在楼下遇到了一个人。

    那个人站在梧桐树下面，穿着一件深灰色的呢子大衣，围着一条藏蓝色的围巾。他的头发梳得很整齐，皮鞋擦得很亮，手里拎着一个公文包。他站在那里，像是在等人，又像是在犹豫要不要上去。

    江洲骑着电动车拐进小区的时候，远远就认出了那个背影。

    他把车停好，锁上，走过去。

    “你找谁？”他问。

    那个人转过身。五十岁左右的年纪，面容清瘦，眉眼之间有一种让人不舒服的温和。他看着江洲，嘴角弯了一下，是那种经过练习的笑容。

    “江洲？”他说。

    “是我。”

    “我是程岳的父亲。”他说，“程建国。”

    江洲没说话。他看着面前这个人，把他从头到脚扫了一遍——皮鞋的牌子，大衣的面料，围巾的系法，公文包上的磨损痕迹。全部记在脑子里。

    “我来找你，”程建国说，“想跟你谈谈。”

    “谈什么？”

    “关于我儿子的事。”

    “你儿子的案子已经判了。”江洲说，“八年。你要上诉找律师，别找我。”

    “我不是来谈案子的。”程建国说，脸上的笑容没变，“我是来谈——赔偿的。”

    “赔偿？”

    “对。”程建国打开公文包，从里面抽出一个牛皮纸信封，递给江洲，“你看看这个。”

    江洲没接。

    “里面是什么？”

    “一份协议。”程建国说，“还有一个数字。”

    江洲接过信封，拆开。里面是一份打印好的协议书，措辞很正式，大意是：程家愿意支付一笔钱，作为对江洲母子这些年的“补偿”。条

    林舒没说话。

    “我放学回来的时候，她不在家。灶台上放着切了一半的柠檬，锅里的排骨已经焯好水了，沥干放在盘子里。围裙搭在椅背上，还是热的。”

    “她——”

    “程岳接走了她。”他说，“那天下午，程岳的人来家里，把她接走了。她走的时候没带任何东西。衣服、照片、我——都没带。”

    厨房的灯是暖白色的，照在他脸上，照出他睫毛投下的阴影。他的声音很平，像是在说一个别人的故事。

    “后来我考上警校，申请调到经侦，接手程岳的案子。我用了三年时间，找到了所有证据，包括后备箱里那份账本。还有这张照片。”

    他抬起头，看着她。

    “我把这张照片放在书桌上，是因为每次看到它，我就会想起那天早上她从厨房里回头的那个瞬间。那个瞬间提醒我，我为什么要做这一切。”

    “那为什么收起来？”她问。

    他看着她。灯光落在他眼睛里，那里面没有仇恨，没有愤怒，只有一种很深的、很安静的什么。

    “因为你搬进来了。”他说，“我不用再靠一张照片提醒自己为什么活着了。”

    林舒站在那里，眼泪无声地流下来。她没擦，任由它们流。她走过去，把相框从他手里拿过来，走进客厅，放在电视柜旁边——那个位置，进门就能看到，坐在沙发上也能看到。

    “放这里。”她说。

    “林舒——”

    “你mama做的糖醋排骨，”她转过身看着他，“一定很好吃。”

    他站在厨房门口，看着她。客厅的灯还没装好，只有厨房的光涌出来，照在她身上。她穿着搬家时的那件深灰色毛衣，头发用一根铅笔随意地绾在脑后，几缕碎发散在脖子上。她的眼睛红着，脸上还有泪痕。

    “以后每年夏天，”她说，“我做糖醋排骨的时候，多放一双筷子。”

    他走过来，把她拉进怀里。很用力，像是要把她揉进骨头里。她的脸埋在他胸口，听到他的心跳——很快，很重，像有什么东西在里面撞击。

    但他没哭。他只是抱着她，很久很久。

    那天晚上，他们在新床上做了爱。

    床是新的，一米八，实木框架，弹簧床垫硬得恰到好处。床单是新买的，深灰色，纯棉，洗过一次，带着洗衣液残留的清香。枕头有两个，并排摆着，他的那边稍微高一点，她的那边稍微软一点。

    做完之后，她侧躺着，他从后面贴上来，手臂环着她的腰。梧桐树的枝桠伸到窗户外边，月光透过树枝照进来，在床单上投下细碎的影子。风一吹，影子就晃。

    “江洲。”

    “嗯？”

    “你第一次见我，真的是在警局吗？”

    他的手臂收紧了一点。

    “不是。”他说。

    “那是哪里？”

    他没说话。他的呼吸贴着她的后颈，温热的，均匀的。她以为他睡着了。

    “是在医院。”他忽然说。

    她转过身，面对着他。月光照在他脸上，他的眼睛睁着，看着天花板。

    “什么医院？”

    “妇产医院。”他说，“三年前的冬天。我去看我师姐，她刚生完孩子。我在走廊里等你——不是等你，是路过。你坐在走廊尽头的长椅上，穿着那件黑色的大衣。你在哭。”

    她的呼吸停了。

    “你哭得很轻，”他说，“没有声音，只有眼泪。你用手背擦了一下，没擦干净，又擦了一下。我从你面前走过去，又走回来。我口袋里有一包纸巾，我想递给你，但我不敢。”

    “为什么不敢？”

    “因为你是程岳的妻子。”他说，“那时候程岳的案子还没落到我手里，但我已经在查他了。我知道你是谁。我知道你嫁给了谁。”

    他转过头，看着她。

    “那天晚上我回去，在笔记本上写了一行字。”

    “什么字？”

    “她的眼泪是黑色的。”

    她看着他。月光在他眼睛里碎成一片。

    “后来我在警局见到你，”他说，“你坐在我对面，手臂上有淤青，指甲掐进rou里。你的手指上有柠檬的味道。我坐在桌子后面看着你，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——我要把她从那个黑色的眼泪里拉出来。”

    她伸手摸他的脸。他的脸颊是湿的。

    “你哭了。”她说。

    “没有。”

    “你在哭。”

    “我没有——”

    她把他的脸捧过来，额头抵着额头。他的眼泪从眼角滑下来，滑过她的手指，流进她的掌心。

    “江洲。”她说，“那行字还在吗？”

    “在。”

    “写在哪里？”

    “笔记本的最后一页。”他说，“那个笔记本在我的书桌抽屉里。你要是想看——”

    “我不看。”她说，“那是你的。”

    他把她重新拉进怀里。这一次他的脸埋在她颈窝里，她能感觉到他的睫毛扫过她的皮肤，能感觉到他呼吸的温度。

    “林舒。”

    “嗯？”

    “谢谢你住进来。”

    “谢谢你背我上来。”

    他笑了。那个笑声闷在她颈窝里，震得她发痒。

    后来他们就这样睡着了。月光照在床单上，梧桐树的影子晃了一整夜。

    十二月的第一个星期五，江洲下班回来的时候，在楼下遇到了一个人。

    那个人站在梧桐树下面，穿着一件深灰色的呢子大衣，围着一条藏蓝色的围巾。他的头发梳得很整齐，皮鞋擦得很亮，手里拎着一个公文包。他站在那里，像是在等人，又像是在犹豫要不要上去。

    江洲骑着电动车拐进小区的时候，远远就认出了那个背影。

    他把车停好，锁上，走过去。

    “你找谁？”他问。

    那个人转过身。五十岁左右的年纪，面容清瘦，眉眼之间有一种让人不舒服的温和。他看着江洲，嘴角弯了一下，是那种经过练习的笑容。

    “江洲？”他说。

    “是我。”

    “我是程岳的父亲。”他说，“程建国。”

    江洲没说话。他看着面前这个人，把他从头到脚扫了一遍——皮鞋的牌子，大衣的面料，围巾的系法，公文包上的磨损痕迹。全部记在脑子里。

    “我来找你，”程建国说，“想跟你谈谈。”

    “谈什么？”

    “关于我儿子的事。”

    “你儿子的案子已经判了。”江洲说，“八年。你要上诉找律师，别找我。”

    “我不是来谈案子的。”程建国说，脸上的笑容没变，“我是来谈——赔偿的。”

    “赔偿？”

    “对。”程建国打开公文包，从里面抽出一个牛皮纸信封，递给江洲，“你看看这个。”

    江洲没接。

    “里面是什么？”

    “一份协议。”程建国说，“还有一个数字。”

    江洲接过信封，拆开。里面是一份打印好的协议书，措辞很正式，大意是：程家愿意支付一笔钱，作为对江洲母子这些年的“补偿”。条